就业是民生之本和社会稳定的根基。2005年以来就业与社会保障成为城市居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高失业率也成为了目前我国主要社会风险之一，缓解就业压力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对于目前我国就业形势的准确判断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前提条件之一。

　　如何看待目前就业压力？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劳动力市场仍然是总量供大于求，就业形势仍将十分严峻，在就业弹性日益降低的情况下，每年千万计的新增就业者无疑将给社会带来沉重压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多次就业矛盾集中爆发期，目前所谓“第三次就业高峰”准确地说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人口第三次就业困难时期，但对于媒体将目前的就业困难冠之以“第三次就业高峰”尚可商榷。当前我国还存在着就业机会不足和就业人员不足并存的现象，在大学生和城镇新增劳动者中确实存在着就业困难情况，而在沿海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却仍然存在严重的用工短缺现象，并已连续三年影响这些地区经济的稳定增长，因而我们应该从更广的视角去思考目前的就业问题。

　　目前就业形势的基本特点仍然是总量规模压力大、新增就业压力大、转移就业压力大、下岗再就业压力大并存，且未来一段时间就业压力还将继续增大。这次就业困难与前几次的重要区别是，它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和人口出生率长期保持低水平的环境下出现的，是在改革逐步触及到旧体制核心部分和要求进行综合改革的环境下产生的，是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高校扩招的特殊环境下产生的，因而它本质上应该是转轨时期就业结构性失衡的一种集中体现，它既有就业者的择业观念问题，更来源于经济结构问题。它也不仅是就业结构的问题，而且是宏观经济结构性矛盾在就业领域的综合反映，直接症结就在于转轨时期的多重结构性矛盾。

　　三股就业大潮汇成就业洪峰

　　据中国社科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显示，如果农村每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就要转移1000万剩余劳动力，加上每年城镇新增500万-550万劳动力和往年失业累积人口，“十一五”期间有四五千万劳动力需要就业，因而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最快也是就业压力最大的时期。今年16岁以上人口增长和整体劳动力供给增量将同时达到峰值，劳动力资源增量达1700多万人，供大于求的数量将超过1400万人。这其中约有60%是农村新增劳动力，大部分需要到城镇寻找就业机会。

　　当前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使就业刚性矛盾仍然突出，劳动力总量增加以及产能过剩、贸易摩擦等原因叠加。使得已经到来的就业高峰有可能超过前几次进而进一步加重就业压力。问题还在于，形成本次就业高峰的人群更集中在青年人。其中尤其是农村转移劳动力、高校毕业生、职业技术人员和转业军人等三股主要洪流汇聚成本次就业洪峰，他们的就业需求和就业方式更加多样化，使得解决方式也比前几次更加复杂和困难。

　　就业压力的源头在于产业结构

　　农民工和大学生是中国近年内就业的两大特殊困难群体，在谋求就业机会上，前者显然比后者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今年是我国高校扩招后的第三个毕业高峰年，据教育部统计，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比上年增加75万人，毕业生总数为2001年的3倍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从2003年的83％下降到2005年的72.6％。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呢？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无论是从大学生数量还是结构上看，我国大学生仍然处于偏低水平。我国从业人口中具有各类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仅占5%，而1998年工业发达国家的这一数据为26%。显而易见，我国还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培养更多的高学历、高素质劳动者。造成这种大学生就业困难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高校毕业生太多了，而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存在严重的失衡。

　　作为派生性需求，劳动力供求直接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结构的制约。在目前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得到有效控制，而GDP增速达到历史高位水平9-10%的情况下，出现所谓的“就业高峰”是很不寻常的事情。究其原因是存在二个失调：一是产业结构存在失调；二是劳动力供求结构存在失调。两者交互作用，促使隐性的就业结构性矛盾集中呈现出来。前者的集中表现是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梯级转移严重滞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自主创新型产业发展缓慢，导致对大学生等较高层次劳动力需求不足，产生了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同时，产业转移速度缓慢，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及时从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向内陆省区转移，这就导致一方面大量内陆农村劳动力向沿海流动；另一方面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又大量出现民工荒问题。产业结构失衡进一步引致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失衡，以致出现大学生就业困难和民工短缺并存的特殊局面。

　　化解就业压力应该多管齐下

　　需要澄清的是，“第三次就业高峰”的罪魁祸首不是高校扩招，主要问题不在总量而在结构，因而应以此为依据寻求治理对策。

　　一是应该将就业问题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高度予以考虑。在具体方法上可以优先发展吸纳劳动力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经验显示，65%到80%的从业者在中小企业就业。发展自由职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是提高就业率的有效途径，目前它们已占我国全部企业数的99%，中小企业为城镇提供了75%的就业机会，全部新增就业的80%以上。应鼓励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把“创业”看作是与“就业”和“出国”并行的第三条出路，缓解即时就业压力。

　　二是大力鼓励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为解决较高层次人才就业需求开辟通道。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来优化经济结构进而引导就业结构的合理化，缓解就业机会不足和就业人员不足并存的困境。

　　三是优化教育培训结构。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相关的公共政策，加强对人才需求的预测，承担一定的培训成本，在教育培训资源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整合方面下功夫，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调整和优化教育培训结构。

　　四是转变就业观念。从总体来说，我国本科以上学历青年的失业主要是结构性失业，它并不是就业机会不够造成的，而是他们的素质结构、操作技能不适应市场需求，在择业上存在观念偏差等原因造成的。有的大学生不愿到与自己期望差距较大的部门、单位、地方工作，在选择就业部门时，大都定位在三资企业、国有大企业和政府机关，对于工作条件的期望值较高。一方面社会应改善就业环境，创造公平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大学生也要改变观念，坦然面对业已存在的就业危机。

　　五是创新政府失业治理方式，交替使用主动和被动的失业治理对策。主动的治理政策包括提高经济活动的水平和效益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控制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和提高劳动力素质，使劳动力数量、质量、结构符合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被动的治理政策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对就业困难者提供失业保障和失业救济等帮助，使之维持一个起码的生活水准，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虽然两者各有局限和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但如能发挥两者的互补作用，就能降低就业高峰期的失业对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来源：羊城晚报